十二生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形象符号，是春节的吉祥物，也是年俗文化的象征。牛年新春，甘肃省博物馆将于大年初一举办“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展览由中国文物报社联袂40余家文博机构，甄选出数百件“牛主题”文物，将意趣盎然的生肖动物作为春节的吉祥物，为年俗文化增添灵性和喜感，为人们献上了一份“文物新年礼”。
展览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生肖故事”，揭示生肖文化的源与流；第二部分“牛族本纪”，展示自然世界种类丰富的牛；第三部分“五牛迎春”，通过春牛耕春、神牛通灵、吉牛纳福、牧牛意趣、铜牛镇水，讲述农耕文化、祭祀文化、吉祥寓意、精神力量、遏制水患中意蕴深厚的牛文化；第四部分“牛年话牛”，通过绘画、剪纸、雕塑、民间工艺品等为大家展示民俗传说、工艺美术、金融牛市中的牛。
十二生肖中的牛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十二生肖可谓无时不在。十二生肖亦称十二元辰、十二时神、十二属相或十二支像，由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这十二种动物组成。十二生肖与干支纪年中的十二地支相对应，每个生肖对应一个年份，以十二年为一轮回。
与此同时，十二生肖也对应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以及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十二生肖无时不在。十二生肖相传为黄帝所立，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中以十二生肖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其中生肖中牛的形象，从壁画到陶俑，从年画到剪纸，从玉器到瓷器，无处不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十二生肖的形成反映了早期人类的动物崇拜意识，体现了中国人与动物的亲善关系。此外，更多的人还将生肖作为春节的吉祥物，成为年俗文化的象征。
十二生肖自其源起之时，就被视为是人们祈求平安、长久的象征。每一种生肖都有丰富的寓意和传说，比如：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虎代表勇猛，兔代表谨慎，龙代表刚毅，蛇代表柔韧，马代表一往无前，羊代表和顺，猴子代表灵活，鸡代表稳定，狗代表忠诚，猪代表随和等。
二
至汉，中原军队在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对抗中，一度处于弱势，特别是汉高祖白马之战失利后，更加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汉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以免除兵役的政策鼓励私人养马。经文帝、景帝两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仓储充实，牲畜大增。汉武帝登基时官马即达40万匹，并出现“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这才有了建立强大骑兵军团与匈奴对等较量的基础。
早年，生活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月氏、匈奴等少数民族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当年这里背靠祁连山，土地广袤，水草丰茂，牧畜兴旺，多出良马，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此，河西走廊也就成为中原王朝和各少数民族竞相争夺的“宝地”。公元前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率远征军在河西击败匈奴，为汉朝拓展疆域，设立河西四郡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当时在甘肃大地上进行的河西之战，就是当年最大规模的以骑兵为主的决战，没有之二。后人普遍疑问，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剽悍勇猛，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怎么会败于汉军？其实，西汉初年，当政者除大力养马驯马，又发展了马鞍、马镫（此时是马镫雏形）等技术，而当时的游牧民族除了文化落后，军事思想不及汉军外，其马政也远不及汉王朝，处于一种部落与家族间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
西汉拓展河西后，开始实行屯田开垦制度，同时也在祁连山下的大马营滩（即现今的山丹马场）设置皇家马场，发展牧马业，还通过丝绸之路采购西域良马。在与乌孙国“和亲”后，乌孙王作为回报，曾赠送汉朝数十匹矫健骏捷的“乌孙马”。汉武帝下诏，在中央王朝设立苑马司，专司马政。武帝为得到大宛马，曾不惜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
后人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说法，可见汉朝的马政制度对后世的牧马业有深远的影响。此后沿袭，历代王朝都把马政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国策。
汉武帝时，有一个重要人物金日磾（前年―前86年）对汉代马政贡献颇大。他本是汉代驻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人质入汉，武帝赐其姓为金。金日磾原是匈奴人，甚知马性，后得武帝赏识和信任，为汉朝廷的马监，总管养马事业。金死后被尊为“马神”“马王爷”，可见其在任时影响巨大。
汉末军力大衰及天下大乱与此时不重马政，疏于经营也有很大关系。
三国时董卓送与吕布，后由曹操转赠关羽的赤兔马。就是董卓从西凉带来的宝马良驹。西凉马超统帅的“西凉军”是三国时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可见当年甘肃地区便是出良马之地。这应当与此前实施多年的马政传统是分不开的。
据说北魏时一位宗室王爷元琛甚为奢侈，家里养的是波斯进口的纯种黑马，可见当时丝绸之路在与波斯通商时，良马也是“进口商品”之一。
二
至汉，中原军队在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对抗中，一度处于弱势，特别是汉高祖白马之战失利后，更加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汉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以免除兵役的政策鼓励私人养马。经文帝、景帝两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仓储充实，牲畜大增。汉武帝登基时官马即达40万匹，并出现“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这才有了建立强大骑兵军团与匈奴对等较量的基础。
早年，生活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月氏、匈奴等少数民族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当年这里背靠祁连山，土地广袤，水草丰茂，牧畜兴旺，多出良马，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此，河西走廊也就成为中原王朝和各少数民族竞相争夺的“宝地”。公元前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率远征军在河西击败匈奴，为汉朝拓展疆域，设立河西四郡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当时在甘肃大地上进行的河西之战，就是当年最大规模的以骑兵为主的决战，没有之二。后人普遍疑问，匈奴人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剽悍勇猛，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怎么会败于汉军？其实，西汉初年，当政者除大力养马驯马，又发展了马鞍、马镫（此时是马镫雏形）等技术，而当时的游牧民族除了文化落后，军事思想不及汉军外，其马政也远不及汉王朝，处于一种部落与家族间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
西汉拓展河西后，开始实行屯田开垦制度，同时也在祁连山下的大马营滩（即现今的山丹马场）设置皇家马场，发展牧马业，还通过丝绸之路采购西域良马。在与乌孙国“和亲”后，乌孙王作为回报，曾赠送汉朝数十匹矫健骏捷的“乌孙马”。汉武帝下诏，在中央王朝设立苑马司，专司马政。武帝为得到大宛马，曾不惜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
后人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说法，可见汉朝的马政制度对后世的牧马业有深远的影响。此后沿袭，历代王朝都把马政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国策。
汉武帝时，有一个重要人物金日磾（前年―前86年）对汉代马政贡献颇大。他本是汉代驻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人质入汉，武帝赐其姓为金。金日磾原是匈奴人，甚知马性，后得武帝赏识和信任，为汉朝廷的马监，总管养马事业。金死后被尊为“马神”“马王爷”，可见其在任时影响巨大。
汉末军力大衰及天下大乱与此时不重马政，疏于经营也有很大关系。
三国时董卓送与吕布，后由曹操转赠关羽的赤兔马。就是董卓从西凉带来的宝马良驹。西凉马超统帅的“西凉军”是三国时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可见当年甘肃地区便是出良马之地。这应当与此前实施多年的马政传统是分不开的。
据说北魏时一位宗室王爷元琛甚为奢侈，家里养的是波斯进口的纯种黑马，可见当时丝绸之路在与波斯通商时，良马也是“进口商品”之一。
领略“牛”文化
由于牛的用途广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牛的艺术形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赋予了牛丰富的文化内涵。华夏大地上，流传着许多古人赞颂牛的传说、典故。春天万物初萌，牛在春天破土耕种，牛与万物生长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是牛破开沉睡的大地，唤醒了生命的种子，沟通了人与天地鬼神。作为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在神话中的形象即为“牛首人身”。与牛相关的诸多节庆习俗、传说典故，都反映了人们对远祖图腾的崇拜和对于平安长久的美好愿望。
不仅如此，牛还是中国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中的重要元素，其坚韧不拔、开拓向前、为民造福、任劳任怨、不怕牺牲的品格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在服饰、玩具、剪纸、织绣等民间美术、工艺作品中，都能经常见到各式各类，或立体或抽象的牛形象，寓意、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期望，也赋予了人们无尽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悠远漫长的农业社会里，牛占据生产生活及习俗中极为重要的位置。千百年来，牛孔武有力而能担负重任，耕地、拉车、负重，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帮助；牛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品性，也被世人所推崇；人们把牛当成镇妖避邪、吉祥如意的象征。在十二生肖中，牛对应着地支中的“丑”，寓意勤奋与力量。出于对牛的喜爱，古人选取牛的艺术形象，广泛应用在器皿、兵器、工具、用具、乐器、装饰品上。
风采多姿的牛文物，为我们了解农业、宗教、贸易、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我们探讨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牛岁春入户，牛气满乾坤。期盼展览中耕地播种、载拉运送，雄壮威猛、憨态可掬的牛儿们，让您追忆起往昔岁月、乡土乡愁的那份美好，并在纳福迎祥的佳节喜庆中汲取勤奋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甘肃“牛”文物
在此次生肖展上，我省入围数量不仅较多，而且含甘肃“牛”文化元素的文物可谓是亮点纷呈。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藏的第四纪早期短角丽牛化石带人们走进自然世界中的牛。丽牛生活在高原寒冷环境中，分布于欧亚大陆，是牛类动物演化历史早期的一个分支类型。丽牛头骨低、窄，四肢较细长。雌性丽牛无角，雄性的角较细，亚柱状。角基起始于眼眶稍后，角基至眼眶后缘之间的距离和眼眶本身长大约相等，角的下缘在枕骨顶面之下，角向后伸，不同程度地互相分离。
元代铜牦牛是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首微伸，双目圆睁，嘴颌半张，前背隆起，腰脊略陷。粗颈阔胸却不显肥硕；小臀短足，四足并列平稳敦实。圆尾的毛绺纹路细密整齐，线条清晰流畅，历历可数。
岩画作为一种石刻文化，是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工具，描绘并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岩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甘肃省发现的岩画中，对于描述牛形象的内容丰富多彩。
白银地区的狼洞沟牛形象岩画，岩面较大，从上到下凿有牛、羊、鹿图案，三者为一竖排。位于最上方的牛形象采用单线凿刻的方法，四肢较宽，身躯平直，背部有两个隆起，牛的双角向上呈弯曲状，尾部较粗且上翘，形似野牛。还有一幅陈家坝沟岩画，岩面的左下方刻有一牛图案。牛体型较大，身躯健硕，尾部上翘，形似圆团，牛角较尖。
展览中，这些岩画中的牛图案，生动形象，反映了早期先民记录生活的独特方式。
牛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动物元素装饰，牛纹相较于其他青铜纹饰往往写实、生动，并具有一些神灵崇拜的意味。《左传·宣公三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商周时期崇神鬼、重祭祀、行巫术，将几件大型青铜器按一定的方式组合为“礼乐之制”，作为王权、地位以及国威的标志和象征。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西周阝爰伯铜提梁卣，其器身呈筒形，有盖，盖顶有圈形捉手。扁条形提梁，梁面饰凤纹，提梁两端饰牛首，套接与器身半环钮上。盖缘与器身上下各饰一组长冠卷尾鸟纹，鸟纹上下有数道弦纹；器身上部对鸟纹间以浮雕兽面相隔。卣的用途与壶类似，也是盛酒用的器具。
庄浪县博物馆藏的战国铜鎏金卧牛铜牌饰，铜牌饰件呈长方形，鎏金，四周饰斜齿纹，上雕刻一头怒目圆睁、奋蹄、卷尾之牛，牛的两前腿用力挖地呈弯曲状，后腿蹬地有力，尾巴扬起，鼻孔扩张，犄角下竖两耳，身躯矫健，牛呈激怒奔跑状。两铜饰相向对称。
除了铜牌饰，还有战国时期的鎏金铜卧牛形牌饰、透雕虎噬牦牛铜带钩。平凉市博物馆藏鎏金铜卧牛形牌饰，文物整体作牛状，牛首枕于前蹄上，双角间作圆穿，尾部作条形穿，四蹄盘曲。脊、腹、腿局部以细斜线作毛状。正面通体鎏金，背面下凹，背面中部作两横梁，有条形穿。牛体肥硕，睡态安详。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在机械尚未发明时，牛是农民的“拖拉机”，它极大地增强和延长了人的双手。古人所说的地辟于丑就是地辟于牛；所谓辟地，就是耕地。早在春秋战国时，中国人就把牛用于耕田，至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了“代田法”，使牛耕得到推广，牛的地位越发重要，位居六畜之首，成为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帮手。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它是人们亲密而又善良的朋友，人与牛共甘苦、同劳作，寄托着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时至今日，我国部分农村仍有用牛拉犁耕田的传统习惯。耕牛负载农耕文化的事象，亘古一脉，源远流长。
在春牛耕春系列中展出了诸多我省的精品文物。高台县博物馆藏魏晋时期的一幅《播种图》画像砖，画面左侧绘一男子在地里撒种，后面一黑牛拉耙耱地，耙上站一男子左手执鞭、右手扯绳驾驶覆种。画面生动传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耕生活的场景。
还有一幅《牛车出行图》描绘的是一人驾双辕牛车在前，牛和车轮均为黑色，一位挽髻、着红色交领上衣、下着长裙的女子，左手托盘，右手提罐，紧随步行。画面左侧有一棵树，树上落一只鸟，画面上方绘有两只飞鸟。画面反映了一派闲适的出行场面。
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也有许多反映耕地、牛拉车等生活化的场景。
庆阳博物馆藏的一件汉代《雕刻牛画砖》正中雕刻一头牛拴于木桩上，牛头抬起，四肢站立，尾下垂，生活气息浓厚。
汉初战乱初定，国家百废待兴，马匹数量不足，普通人只能坐牛车；之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之后马车才重新流行。此外，汉代乘坐马车礼仪繁缛，乘者必须时刻保持君子风度，新兴的士族阶层为摆脱拘束也喜好使用牛车。彩绘木牛拉车、彩绘木牛拉犁、木牛篷车、陶牛车、灰陶牛……件件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
唐代流行三彩雕塑，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三彩立牛就是一件文物精品代表。牛身施褐色釉。昂首挺立，短角横伸，双目圆睁，颈粗短，尾下垂，呈站立状。牛身肌肉发达，体型健壮。
镇原县博物馆藏的一件明代铜犀牛望月，牛回首而望，首顶有一独角，卧状，右腿前伸，左腿作跪状，形态生动，栩栩如生。
……
展览中“牛”文物的登场不仅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我省各地的馆藏历代有关生肖中“牛”元素的珍品，而且还呈现了牛年话年的丰富内涵。
来源：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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