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塬墓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已知的战国晚期至秦初西戎某支首领和贵族的墓地。在20世纪70年代兴修梯田过程中有墓葬被发现。年8月发生盗墓事件，引起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的重视。随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张家川县博物馆对被盗的3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重要收获，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国家文物局授予田野考古三等奖。年2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被中国考古学会授予田野考古二等奖。
一、墓地概况
1.地理环境和遗址位置
张家川县地处甘肃东南部、陇山西麓，北邻华亭、庄浪县，东接陕西陇县。县境源于陇山的六条山梁自东北向西南横亘，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沟壑纵横，地貌复杂，海拔高度在米之间。境内有汧陇古道连接陇右与关中，并有中国西北地区唯一以高山草甸为主体的关山草原牧场。张家川县受东南和西南季风交互影响，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县内有属渭河北岸支流的四条水系：千河、长沟河、牛头河和葫芦河。
马家塬墓地位于张家川县城西北约17千米、木河乡桃园村北米的马家塬上。地理坐标为北纬35°04′58″，东经°17′15″，平均海拔米。墓地北依马家塬山梁，东、西两侧为地势较高的毛家梁和妥家梁，地势呈马鞍形，墓葬分布于“马鞍”的缓坡地带当中，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图一）。
2.以往考古工作基本情况
自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对该墓地进行发掘和保护工作。年,该墓地的发掘纳入国家文物局重点课题“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同年对墓地进行全面勘探，基本确认墓地范围及墓葬分布情况。2011年，针对探明的墓葬进行单体发掘。年起，采取分区域布探方整体揭露地层发掘墓葬的方式。年，开始对墓葬内填土做解剖式发掘。年始，在新清理墓葬的同时穿插进行前期已发掘墓葬内车辆的解剖工作。截至年年底，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祭祀坑3座、车迹68辆及随葬品万余件。
3.地层与墓葬布局
马家塬墓地原地貌呈北高南低缓坡状，墓葬原开口因修整梯田被破坏严重，地层堆积较简单。考古揭露地层共2层，其中，第1层为现代耕土层，厚0.20.3米；第2层为20世纪70年代修整梯田时形成的垫土层，厚01.5米。第2层下露出墓葬（图二）。
墓地以大型墓葬M6为中心，其他中小型墓葬南北成排、呈半月形分布于M6的北部和东西两侧，呈现众星捧月状。按墓葬规模、组合又可划分出3个小中心，即墓地东部的M16、M18，中部的M1、M4，西部的M41、M45，这3组6座墓葬属于整个墓地中规模仅次于M6的第二等级中型墓（图三）。
墓葬均呈东西向，墓内皆有殉牲现象，其中个别大、中型墓葬内殉埋整马，其他墓葬内殉埋马、牛、羊的头、蹄、肋骨和肢骨等，部分墓葬中有殉狗，个别墓葬的地表还有墓祭现象。动物头向均朝竖穴或墓室方向，肢骨多为带肩胛的左前肢，蹄骨左右皆有。墓地东、中、西部各有1座祭祀坑。
二、主要遗迹
1.墓葬类型及典型墓葬简介
马家塬已发掘的77座墓葬中，依据竖穴与墓室的结构、布局，初步分为五种类型。而依墓葬竖穴开口面积又可分为大型墓（平方米）、中型墓（＞70平方米）、次中型墓（平方米）、小型墓（＜15平方米）四类。以墓葬结构类型叙述如下。
（1）“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
仅1座，M6，位于整个墓地的中心。呈不规则“甲”字形，结构为开口西端凸出短墓道连接中间斜坡墓道，竖穴南北两侧壁有9级阶梯，墓道东端下挖长方形土坑，形成墓室，以置木椁。墓葬口大底小，墓壁经修整，收缩成斗状。墓口面积平方米，自墓口至椁室底部深14..4米，填土有夯打迹象。墓向°。被盗扰严重，椁室结构不甚明确，大致呈长方体，长4.12、宽2.66、高2米，木板搭建而成。椁室西端的斜坡墓道上，自东向西依次有殉马4匹、髹漆车3辆，中间车舆上殉狗1只，舆下前端殉牛头、蹄等。随葬品绝大部分被盗，仅残留少量小形车马饰和其他装饰品（图四）。
（2）竖穴偏洞室墓
共有50余座，占墓葬总数的六成多。这类墓葬的洞室开于竖穴长边（北壁）一侧东端或东北角，垂直或与竖穴成夹角方向掏挖而成。墓葬中型、次中型、小型皆有。可分为有阶梯和无阶梯两小类，有阶梯墓葬数量略多于无阶梯墓葬。有阶梯墓葬结构由竖穴、竖穴西端阶梯和偏洞室三部分组成。无阶梯墓葬由竖穴和偏洞室组成。竖穴内葬车或车器，车有14辆不等，次中型以上墓葬皆有车随葬，中型墓除在竖穴内葬车外，墓室内还随葬装饰豪华的马车1辆，小型墓有不随葬车辆的。
M16竖穴口呈长方形，斜直壁，呈口大底小的斗状。竖穴口外、西北约3米处，有为该墓主独立祭祀的马、牛、羊的头、蹄若干。竖穴口东西长12.6、南北宽6.7、深7米，面积约84平方米，属中型墓。墓向°。竖穴西端设宽窄、高低不等的台阶9级。竖穴东北角立1木杆铁矛。竖穴底面自东向西葬车4辆，每辆车的车前舆下放置马或牛的头、蹄，第3辆车舆下殉狗1只。4辆车中最西端车的车舆形状明显有别于前三辆车。
洞室位于竖穴北壁东部，与竖穴基本呈垂直方向向北掏挖而成。分前后双室，前室呈方形，东西两侧壁下有柱洞，内立木柱支撑墓室顶部的棚木。前室内置车1辆，因洞室顶部坍塌损毁严重，墓室内的车装饰最为豪华。车前有马头3具。后室呈长方形，拱形顶，北壁下有左、右双龛，龛内分置铜甗、漆桶和铜壶、包银单耳木杯各1件。墓主位于后室中部，棺木已朽（图五）。
M19竖穴口近长方形，北壁长6、南壁长5.7、东壁宽3.04、西壁宽2.9米。墓向°。壁面斜直，修整平滑，呈斗状，深3.55米。竖穴西端有宽窄高低不等的5级阶梯。竖穴底面长方形，西端略高于东端、至墓室口处最低。竖穴内葬有珥三辕牛车1辆，车辀昂起指向东北，车体不同部位以铜、锡、银、漆等质地的饰物装饰，车长2.63、宽2.42、高1.34米。舆上撑伞，伞杆木质，朽断，致伞盖塌落于车舆之上，伞盖以18支木盖弓支撑，伞面似为麻线织就，施红彩，伞径2.21米。车前置牛头4具，牛角上套铜蒜头形牛角套，头两侧摆放蹄骨，车舆周边再放置牛的肋骨、肢骨。
洞室位于竖穴北壁下东端，距竖穴东壁0.6米。墓门拱形，以竖立的67块木板拼缝封堵。墓室底面近似长方形，口窄内宽，最宽2.15、进深2.8米。北壁面上有掏挖洞室时留下的工具痕迹。东北和西北角各设一龛，已坍塌，平面呈弧边三角形，龛内放置铜鼎、甗及陶罐、蓝釉陶杯等。墓主人葬于墓室中部，木棺朽塌。出土器物主要为车构件和位于墓室角龛内的随葬品（图六、七）。
M61竖穴口近长方形，长3.3、宽2.12.3米。墓向°。壁面斜直，斗状。竖穴无阶梯，在其西南角的两壁面上有错位布局的半圆形脚窝各3个。墓底呈南高北低的斜坡状，距开口2.52.7米。竖穴东北角、距墓底0.7米处有殉狗1只，底面东端殉埋动物头、蹄，其中羊2具，马3具，牛4具，吻部朝东，摆放整齐。
洞室开于竖穴北壁偏东处，向北与北壁呈垂直方向掏挖。平面近长方形，洞门拱形，下宽0.85、高0.75米，残存封门木板痕迹。洞室进深2.4米。西壁中部外扩形成壁龛，坍塌成半圆形，东北角近墓底处开一拱形小壁龛。底面呈门高内低斜坡状，高差0.35米。墓主棺木位于墓室中部，头朝北，棺木已朽。棺西侧与壁龛内随葬陶罐、铁剑各1件及马具2套（图八、九）。
（3）竖穴顺室墓
共20余座，占墓葬总数的近三成。马家塬发掘的墓葬中，还有一类墓葬，其洞室布局与竖穴东西向中轴线成顺线式或平行式布局，即洞门位于竖穴东壁中部、东壁偏北、东北角三种情况，洞室皆顺竖穴中轴线方向向东布局，从平面观察或为“凸”字形或为“刀把”形，统一归为竖穴顺室墓。多为小型墓，亦有有、无阶梯之别，以无阶梯为多。
M62现存坑口东西长3.1、南北宽1.92.1米。墓向°。竖穴呈斗状，底面西高东低缓坡状，高差0.6米，现深1.62.2米。竖穴东南角殉牛、马和羊的头、蹄。中部有拆分放置的车1辆，中部置车舆，舆右及左前置车轮，以铜、锡方形镂空饰件装饰的车舆栏板分别靠在竖穴西壁下和墓室洞门口。洞门处的这面栏板兼具封门板之用。
洞室平行于竖穴中轴线向东布局，平面呈长方形，宽0.70.85、进深2.2米。洞门顶部坍塌，拱形，残高0.9米。洞室顶面自墓门处逐渐向下弧收，至东壁处高仅0.4米，壁面经修整，底面顺竖穴斜面缓坡而下，内外高差0.2米。室内东西向葬1人，未见棺木，头向东，身下铺垫一层木板。局部清理后，出土铜耳杯、铜匙和牛、羊等动物头、蹄骨（图一○、一一）。
（4）竖穴棺坑墓
共2座。在竖穴底面东北部，再下挖长方土坑，内葬墓主。在高于棺坑的竖穴底面上埋葬车辆和动物骨骼。为小型墓。
M5墓口近方形，口大底小，东西长4.5、南北宽4.05、深6.25米。墓向52°。竖穴中随葬有1辆车及4具马、牛、羊的头、蹄，在竖穴的北壁东部另挖一个长3、宽1.5、深1.96米的坑，其内置棺木。西北角立有木杆铁矛，通长4.42米。盗扰严重，尸骨无存。残存的随葬器物有金、银、铜质的车器、车饰及皮条、铁戈等（图一二）。
（5）竖穴土坑墓
仅发现1座。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西侧有一级台阶，其余三壁下各有一生土二层台。墓坑内东西向置棺，葬有少量殉牲。为小型墓。
M64墓葬上部原地表遭破坏，现坑口东西长3、南北宽1.21.3、深2.1米。墓向67°。竖穴西壁下留一宽面台阶后再向下掏挖，在距现坑口1.24米处形成一平面，再内收下挖长方形土坑，使东、南、北三面形成生土二层台，坑内置棺。棺已朽，棺痕长1.6、宽0.6、残高0.3米，侧板和挡板厚3厘米，盖板由69厘米宽的木板拼合而成。棺内墓主头向东，面朝南，仰身屈肢。墓主腰部随葬铜带钩1件，棺盖上殉葬2具羊头及段羊肢骨，东二层台上置陶罐1件（图一三）。
（6）小结
洞室墓在马家塬墓地具有绝对优势，约占出土墓葬总数的95%，其中又以竖穴偏洞室墓为多。墓葬规模与其阶梯数量、洞室面积、车的数量、随葬品多寡和精美程度成正比。
中型墓皆为带阶梯墓道的竖穴偏洞室墓，有9级阶梯，洞室宽大，多为前、后室，也有单室者。洞室两侧壁下掏挖柱洞，内立木柱，木柱上端平搭棚木。双室者前室放置1辆车，后室放置棺木及随葬品。单室者，车与棺木、随葬品同处一室。竖穴底面自东向西排列4辆车并整齐摆放马、牛、羊的头、蹄或殉埋4匹整马。
次中型墓以偏洞室墓为主，有少量的顺室墓，洞室皆单室，有大小之别，大者可容一车一棺，小者仅容棺木与器物。
小型墓的类型多样，第二至五类皆有。因修整梯田对原地表的破坏，一些现在看来是小型规模的墓葬，其上部被削严重，有存在阶梯的可能，但在统计时计入无阶梯墓葬中。有阶梯墓根据规模，其阶梯数量19级不等。无阶梯墓多在竖穴南壁转角的壁面上挖有脚窝，便于营建墓葬、墓主下葬时出入。
洞室墓多在墓室内设置角龛或壁龛，龛内放置器物。除个别小型墓葬外，洞室门口都以竖立的木板封堵。墓葬中多有车辆随葬，规模越大随葬车辆越多，最多者可达5辆，小型墓仅随葬1辆车，或无车，或仅随葬车构件或车饰件以示意葬车。拆车葬是马家塬墓地的埋葬习俗之一。墓葬内的殉牲多放置于竖穴的东端或车的四周，中型墓的阶梯上还放置附带肋骨的马的左前肢，少量小型墓的墓室中有放置殉牲头、蹄的现象。
2.葬式葬俗
马家塬出土墓葬除因被盗而葬式不明者外，全部为单人葬，墓主多为仰身直肢，少量为侧身直肢，个别仰身屈肢，头向与墓室方向一致，向东或向北，仅一座（M57）与墓室方向垂直。在墓主身体和身体周围随葬有料珠、绿松石珠、肉红石髓珠、金珠、银珠、煤精珠、金管、金牌饰等组成的装饰品，主要装饰在墓主的头、颈、腰、足四个部位。有以各类珠子和金银饰组成的帽饰或发饰、耳环、项链、项圈、腰带、带钩、鞋面、鞋底等装饰，衣服边缘以十字节约形铜饰、金泡、银泡及各种质地的珠子装饰。腰带上悬挂有珠子和其他饰件组成的装饰品。墓主随身还佩戴有短剑、铁削、铜刀、直銎斧和有銎啄戈等。因墓主级别不同，装饰品的材质有所区别，高等级的墓主多使用金银，低级别的墓主多使用其他材质（图一四至一六）。
3.祭祀坑
祭祀坑有3座，分别位于墓地的东、中、西部（西部祭祀坑破坏严重，仅存底面），说明墓地可能存在分区域祭祀的现象。祭祀坑内殉埋牲骨的方式基本相同，即按种属对羊、牛、马三种动物的骨骼分层殉埋。
以暂编号为M27的祭祀坑为例。其竖穴土坑的开口平面为梯形，呈口小底大覆斗状。原地表被破坏，现存坑口东西长2.65、西壁宽1.7、东壁宽2.3米。方向°。坑内分层放置殉牲。总共可分五层，第1层距坑口0.6米，坑内东端中部摆放马头骨2具，吻朝东，其余地方散见少量动物牙齿、角及骨骼碎片。第2层距坑口1.1米，较密集地随葬羊牙、羊角及动物碎骨等，呈由南向北弧带状分布。从距坑口1.61.7米的第3层开始出现依次叠压分层殉埋大量动物头、蹄的现象，自上至下，第3层以羊为主；第4层以羊为主，兼有少量黄牛、马；第5层以马、黄牛为主，兼有极少量羊。动物考古学者通过现场提取，分辨出第3层为绵羊、山羊，第4层为黄牛，第5层为马。初步统计整个祭祀坑内殉埋动物共有羊具、牛19具、马具（图一七）。
4.随葬车辆
马家塬已发掘的未被盗掘的墓葬中约有七成以上的墓葬内随葬有数量不等的车，目前共发现68辆。马家塬墓地的人们对车辆的使用有一定等级和级别限制，随葬车辆的多寡、装饰材质的简繁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车辆以车舆的形状区分出五类。
第一类为圆角长方形车舆高栏车。这类车出土最多，约占出土车总量的80%，几乎见于有车随葬的各类墓葬中。此类车表面或多或少都有装饰，是级别最高的车，其表面用各类贵重材质进行全覆盖式装饰，以致看不到车体的原木，极尽奢华（图一八）。
第二类为圆角长方形低舆带珥车，车上常载伞，多出土于次中型规模以上墓葬，个别墓葬内仅随葬这类车（图一九）。
第三类为椭圆形车舆低栏车，随葬于中型墓葬竖穴的最西端（图二○）。
第四类为圆角长方形低舆高轼车（图二一）。仅出土1辆。
第五类为圆角方形车舆低栏车。仅发现1辆，此车为项目发掘初期阶段所清理，或许当时判断有误，暂归一类（图二二）。
竖穴内的车辀皆朝东放置，墓室内的车朝向北，也最为豪华。第一、二、三类车在部分中型墓的竖穴内按自东向西顺序叠压摆放。第二、三、四类车因只有低矮的菱格车舆，故多数表面只髹黑漆，但在轮、衡等其他部位进行金属物或彩绘装饰。第五类为无任何装饰的素车。
三、随葬器物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万余件随葬品中有金、银、铜、铁、锡、铅、陶、骨、肉红石髓、绿松石、白玛瑙、玻璃、玻璃态材料、煤精、料珠等不同材质。功能上可分为车马饰、车马器、日常生活用具、武器、工具、人体装饰和服饰等。
车马饰件是出土遗物的大宗。以平面镂空剪纸造型、各类纹样为主题的金、银、铜、锡和贴金银铁质饰件为最多。镂空饰件的外廓有方形、三角形、变体鸟形、桃形、圆形等。花纹的母题主要是各类变体鸟纹、忍冬纹、卷云纹和几何纹。这些车饰件多装饰在车衡、轭、辀、舆、轮、毂等部位。动物形的车饰发现较多，有大角羊、虎、鹿、狼等造型，主要装饰在车舆栏板周边。在车舆、毂、衡等表面还发现有铜、铅质立体造型的牛、羊、马、鹿等动物俑和人形俑。各类质地的珠子也经常用于车辆装饰，多见于车舆边缘、车毂、车轮等部位，也用于制作飞铃及车轸坠饰。
车器及构件主要有车軎、辖、伞杠箍、盖弓帽、车铃，较及车珥角加固件等。
马具及马饰有以泡、管、环、片形器等组成的马衔、镳、当卢、络饰、辔饰、肋驱、节约及铃等。高等级墓葬中以贴金银铁、包金铜、包金骨、锡质为多，低等级墓葬以铜质为主。
车马器和车马饰件中多使用铜镀锡工艺。
生活用具主要为铜器和陶器。铜容器有鼎、甗、壶、茧形壶、鬲、敦、盆、耳杯、单耳杯、匜等。陶器相对较少，陶质主要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红褐陶两类。器形有泥质灰陶高领罐、广肩罐、侈口鼓腹罐、甑，夹砂红褐陶器有铲足鬲、鼎、单耳罐等。生活用具中还有银卮、铜卮和银、铜、铁质地的匙等。
武器有戈、矛、剑、弓、镞、箭箙、甲胄等。戈、矛有铜、铁质两种，其中M16出土贴金银铁矛堪称精品。剑有贴金铜柄铁剑和铁剑两类，剑首多为蕈首。箭的木杆已朽，通常仅见镞，镞可分为有銎三翼镞和管銎镞两种，铜、铁、骨质皆有。木弓腐朽不存，多见骨质弓弭。甲胄以若干方形、长方形、梯形等不同形状的铁片拼接而成。
工具有直銎斧、空首斧、削刀等。削刀形制基本相同，有铁质和铜质。
马家塬墓地的人们非常注重人体和服装的装饰。帽子上有金帽饰或串珠饰。颈部饰由肉红石髓、绿松石珠与金管连排焊接成扇形的金饰等串成的项链，有的还戴有金、银项圈，金、银耳环。个别墓主右臂戴筒形臂钏。腰腹部系腰带，腰带以金、银、贴金银铁、铜错绿松石、锡质的牌饰装饰，级别较高的墓主人在腰带上还缝制金牌饰，牌饰之间用肉红石髓、煤精、绿松石、费昂斯珠、料珠、玻璃珠等装饰，腰带边缘饰金银泡。牌饰上的装饰母题主要为动物纹，计有虎噬羊、对羊、对鸟、鸟衔蛇、鸟蛇相斗、双豕相斗等纹样。腰带两侧挂有带环，带环下悬挂各类珠子和其他饰件组成的串饰。足部有银或珠子穿成的鞋面饰。
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丰富，包括剪切、錾刻、锤、焊接、宝石镶嵌、铸造、金珠、掐丝等。造型艺术主要采用平面造型的方式，立体造型较少，部分动物造型具有中国剪纸艺术的风格。
墓地出土了大量材质丰富、形状多样的珠子，包括玻璃、费昂斯、汉紫、汉蓝、铅白、肉红石髓、玛瑙、煤精、绿松石、陶、金和银等，它们通过不同材质的颜色对比、组合成各种图案纹样，主要是用于人体、服装和车上的繁复装点。珠子的形状以算盘珠形为大宗，还有环形、短双锥形、双亚腰形、圆形、管形、扁管瓜棱形、短管形和帽形等。
马家塬出土的精美文物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撰的《西戎遗珍》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本文按用途，择其个别，以飨读者。
1.身体及衣服装饰
卷云纹金帽饰（M16G∶4）用金片剪切成圆形，缘内折。以錾刻技艺于圆面边缘饰一周弦纹，内为向心卷云纹三组，填圆点纹。中部和折边一周打孔。直径5.1、高0.5厘米，重7克。出土于墓主头骨顶部（图二三）。
金耳坠（M25MS∶7）自上至下由四部分组成。上端金环，下以条形金片连接中部的透雕金球，再下接金丝间隔内填肉红石髓和绿松石组成太极图案的金片。自金环以下三组的边缘以连续小金珠焊饰。通长5.1厘米，重7.88克。出土于墓主左锁骨处（图二四）。
金项饰（M16G∶7）以金片锤成半环形，微卷边，两端各有两孔。素面，正面打磨抛光处理。宽24、高17.8、环带宽5.4厘米，重克。与另一件形制、尺寸、重量相近的银项饰一同出土于墓主颈部（图二五）。
复合材质项饰（M16临∶1）由管形联排金饰、绿松石珠、肉红石髓珠相间串连成月牙形。管形联排金饰有两类，一类梯形，面有六个并联细管，背平；另一类长方形，上、下沿连接，中部贯以横向金管。绿松石珠呈圆片状，中孔，项饰上端的小而薄，下端的大且厚。肉红石髓珠有两类，一类三棱管形，弧面；一类六棱管形，项饰上端者短细，下端者长粗。出土于墓主人颈部（图二六）。
鸟蛇相斗纹金腰带饰（M16G∶24）长方形，铸造。由相对的两组鸟蛇相斗的镂空图案构成。双鸟颈部相交，巨喙反向衔住蛇身。鸟为兽身，圆眼，小耳，翼后展，腹下有粗壮兽足，尾上扬，应是格里芬形象。蛇身缠绕于格里芬的腿、尾及腹部。格里芬颈、腹、足上铸出方形、半圆形小凹坑，内嵌肉红石髓和料珠。蛇身和兽翼饰联珠纹。带饰背面左右各铸一环。长6.4、宽3.7厘米，单件重30..5克。共9件，形制相同，墓主人腰部三条带饰之一（图二七）。
高浮雕兽面纹金带扣（M18棺内）铸造。凸圆眼，大方耳，高隆鼻。额头正中浮雕一兽头，面朝上。鼻梁为蝉形，鼻梁两侧有两条小龙。眼部镶嵌蓝色玻璃珠。吻部两条小龙，饰联珠纹、卷云纹及羽纹。兽面两侧镂雕龙兽相斗图案，左右对称，兽身缠龙，龙头伸出兽头上方，龙身向下，龙爪紧抓兽身。龙身上饰卷云纹和联珠纹。长9.29.6、宽7.6厘米，重克。出土于墓主腰部（图二八）。
鎏金铜带钩（M60MS∶4）钩颈弯曲，首、身为龙头造型。身部龙头，厚唇，凸圆眼，竖眉，立耳，高额，两角弯曲伸向钩颈。钩背柱纽。通长8.5厘米。出土于墓主腰右侧（图二九）。
银鞋底（M16G∶10）由薄银片剪切成鞋底样式，脚掌、脚跟处打孔，共11排。长21.5厘米，重9.9克。出土于M16墓主已朽化的皮靴底面。2件，皆微残（图三○）。
2.容器
贴金银漆筒（M16∶5）口小底大，深直腹，平底，髹黑漆，器腹中上部有一环形金把手。上、下各贴饰一周三角形金箔，内镂刻轴对称变形鸟纹；腹中部贴饰相错菱形银箔，内镂刻轴对的忍冬纹。口径14.3、底径17.5、高16.3厘米。出土于M16后室壁龛内（图三一）。
铜甗（M18MS∶1-1，甑；M18MS∶1-2，鬲）甑和鬲以子母口套装成甗。甑，侈口，窄平沿，斜弧腹，高圈足。沿下有铺首一对，腹上部饰弦纹两周。条形箅孔。器表残留范线。口径28.5、底径15.8、高16.5厘米。鬲，直口，窄平沿，高领，弧裆较高，袋足，扁足跟。肩颈部有半环形耳一对，肩上部饰弦纹一周，足饰三道竖线和弧线弦纹。袋足外侧有纵向范线，口部有补铸痕。口径16、腹径26.1、高22.2厘米。出土于M18洞室墓主棺木右侧（图三二、三三）。
铜茧形壶（M3∶6）侈口，束颈，矮圈足。肩部有铺首衔环一对，颈部饰连接贝纹一周，圈足饰绳索纹一周。器身饰纵向瓦棱纹，瓦棱内间隔饰蟠螭纹。器底部铸铭文“鞅”字。口径9.3、最大腹径28.4、最大底径15.4、高25.6厘米。出土于M3后室壁龛内（图三四）。
铜敦（M18MS∶6）球形，子母口，上下器形和纹样基本相同，均有三鸟形纽和双鸟形耳。以上半部为例，装饰纹样从下至上，以三角形内卷云纹区隔为单个条带，中部为连续长方形卷云纹隔带，再上为方形卷云纹，再上为交错的三角形卷云纹，顶部云气纹。五组装饰之间以弦纹间隔。三角形内卷云纹，一组以青铜为地，镶嵌黄铜丝为纹；另一组以黄铜丝盘嵌为地，以青铜为纹。子口外缘饰两组上下交错三角纹，一组三角形内填对称复杂的阴刻弧线，另一组以绿松石镶嵌，凸出青铜纹样。口径14.6、腹径16.3、通高21.4厘米。出土于M18洞室墓主棺右侧（图三五）。
铜耳杯与银匙（M16∶5-1）耳杯，口椭圆，耳面长方形、弧边微上斜，腹壁弧收，平底。口径8..9、高4.4厘米。匙，梨形匙叶，前端略尖，中部内凹，末端与匙叶斜直方向接条形柄；柄身前窄后宽，斜弧面，末端起浅台呈“山”字形。器面抛光。通长23.2厘米。两者同出于M16后室壁龛的贴金漆桶内（图三六）。
蓝釉陶杯（M19MS∶6）侈口，尖圆唇，斜弧腹，外撇假圈足，小平底。器壁内外均施以汉蓝釉。杯身中下部饰汉紫联珠纹四周，足部饰汉紫联珠纹两周。口径5.65.8、底径3.8、高10厘米。出土于M19洞室角龛内（图三七）。
陶铲足鬲（M10∶12）夹砂红褐陶。口微侈，方唇，窄平沿，直领，袋足，弧裆较高，铲形足跟。附半圆形鋬耳一对，领部饰一蛇纹，肩部饰三周凸弦纹，裆及足部饰三道竖线及弧线纹。口径17、腹径22.7、高20厘米。出土于M10洞室（图三八）。
陶罐（M21MS∶1）泥质灰陶。口微侈，圆唇，束颈，高领，溜肩，斜弧腹，平底。颈部饰弦纹四周，其间戳印方格、圆点纹，肩至下腹饰斜向细绳纹，以六周阴弦纹间隔。口径10.4、腹径15.8、底径8.6、高20.4厘米。出土于M21洞室（图三九）。
3.车马器与车马饰
马具（M61MS∶2）由1件铁衔、1件铜当卢、2件铜连体泡、8件铜泡组成。铁衔，残，小环相套，大环穿木镳（朽）。当卢，圆形，正面圆锥状凸起，背中一纽。直径8.8、高2.2厘米。连体泡，“8”字形，由两个正面圆锥状凸起的圆形铜泡连铸而成，背各有一拱形纽系。通长4.6、高1.2厘米。泡，正面形制相同，仅尺寸有大、中、小之别，皆圆锥状凸起的圆形，背纽有平桥形和拱形之别。直径分别为4、3.8、2.8厘米（图四○）。
铜车軎（M14∶52、60）由軎、辖及軎帽组成。軎口高台喇叭形，后段管状，侧有条形辖孔，饰凸宽带格栏两周，栏间贴饰金箔。牛首形长辖，两端各一圆穿。軎帽，筒状，末端收棱两道成锥体。器表镀锡。軎口径6.5、通长7.7厘米，辖长6.2厘米，軎帽径3.2、长8.4厘米。套装于M14-1号车车轴两端（图四一）。
车舆栏板饰（M3-1号车）由贴金铁条、银花饰和包金铜泡组成。银花饰方形，银箔剪切镂刻，方框内为相互勾连的忍冬纹。银花饰边框上压贴金铁条，面饰斜对称折角“S”纹。四角再以包金铜泡固定。残宽29.5、高63.8厘米。为M3墓室随葬车舆栏板装饰（图四二）。
贴金银铁车舆后门饰（M14MDC1XX∶2、3）共10组，每组3件，装饰于M14竖穴1号车车舆后门立面。下端齐平，上端两侧高、中部低，成“V”形。每组由上至下依次为折角形、条形、圆头亚腰形。由铁片锻打成形。条形铁饰上端穿扣于折角形铁饰背面卷沿内，下端叠压在圆头亚腰形铁饰下。折角形铁饰，横边短圆銎，竖边扁平，弧脊，背面下部扁銎；以金箔为边框和隔段，框内饰金、银交替的四边形镂空忍冬纹。条形铁饰，上下两端呈弯月铲形，中部略收腰，弧脊；以银箔为边框，内饰金、银交替的三角形镂空卷云纹；背面上下各有一钉。圆头亚腰形铁饰，弧脊，下端略宽于上端；以錾刻细卷云纹金箔为边框，内饰金、银交替的镂空卷云纹；背面上下可见冲压铁钉形成的窝痕。折角形饰长9.3、上宽6.7、下宽3.2、銎径2厘米。条形饰最外侧者长20、宽2.63.8厘米。圆头亚腰形饰长12.8、宽3.55.1厘米（图四三）。
铜车舆后门饰（M25MDCXX∶1）出土于M25竖穴随葬车的后门装饰。形制与贴金银铁车舆后门饰相仿，不再赘述（图四四）。
贴金银铁车踵饰（M16∶69）1组3件，由2件瓦形和1件长方形铁片组成。锻打成形。瓦形，四周饰银箔为地金箔忍冬纹；中部金箔框上锤卷云纹，框内饰忍冬纹。长方形片饰承轸，两侧饰金、银箔交替镂空卷云纹，纵向以金条间隔。瓦形饰长18.8、宽5.86.5厘米，长方形饰长6.4、宽2.7厘米。装饰于M16墓室随葬车的车辀踵部（图四五）。
鸟首形铜车轮饰（M16MDC2LB∶1、2）呈巨喙鸟首形，内镂空相互勾连的“S”形纹。可分两类，一类底边微外弧，顶尖朝向轮心；一类底边微内凹，顶尖向牙。两类饰件两两相错、鸟喙相交形成一组，组组相接形成环带，与轮牙相切，装饰于M16竖穴1号车轮面外周。底边外弧长23.2、高15.6厘米，底边内凹长18.6、高17.2厘米（图四六）。
双鸟形铜车轮饰（M16MDC2LB∶3）为相望的变形双鸟纹，内饰镂空的相互勾连纹。短边朝向轮心，长弧边朝向牙面，两两相接组成环带，装饰于M16竖穴1号车轮面近车毂端。底边长23.4、高12厘米（图四七）。
虎形金车舆饰（M3-1号车上）由金箔剪切成形。张嘴，立耳，飞鬃，尾上卷于背部与鬃相接，利爪，四足着地呈行走状。沿躯体錾刻短线和曲线纹。长7.6、高5厘米，重3克。装饰于M3洞室随葬车的车舆栏板上（图四八）。
大角羊形银车舆饰（M3-1号车上）由银箔剪切成形。低头，杏眼，立耳，飞鬃，花边形大角向后弯曲，尾曲翘，四足着地，前后交错呈行走状。沿躯体錾刻曲线纹，周缘打孔。长6.9、通高7.5厘米，重2克。装饰于M3洞室随葬车的车舆栏板（图四九）。
4.兵器
铜戈（M1∶56）援部狭长，中起脊，两边出刃，长胡，三穿，内长方，中部一穿。通长19.5厘米。出土于M1墓室西壁（图五○）。
贴金银铁矛（M16∶32）柳叶形，锋刃，中起脊。骹部装饰两组金银三角卷云纹，矛身饰金包银的树形图案。通长26.5、刃宽4.5厘米。出土于M16竖穴东北角（图五一）。
铁剑（M23MD采∶9）条形柄，两圆穿，外包木柄已朽。身中起脊，断面菱形，残存木鞘痕。通长26.2、阑宽3.4厘米。出土于M23竖穴盗洞内（图五二）。
铜镞（M20MS∶3、5）均为圆銎三翼式，銎部13个圆形或三角形孔。长3.23.4厘米。出土于M20墓室（图五三）。
贴金银铁箭箙饰（M1L∶82）应是皮质箭箙表面的装饰。长方形。左右铁条上交替贴饰金、银龙纹和走兽纹，中间饰银镂空“S”形纹样。残长74、宽13.2厘米。出土时内有铜镞9枚，位于M1墓室西壁（图五四）。
四、主要认识
从马家塬墓地出土遗物观察，墓地的总体年代应当在战国晚期至秦代，碳-14测年为公元前年左右。这一时期考古所见的西戎遗存包括陇山西侧的张家川、清水、秦安等县，东侧的庆阳地区，洛河流域以及宁夏清水河及其临近地区。史料记载，甘肃东南部是西戎活动的主要区域。秦人是在和西戎的不断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战国时期在天水、张家川一带的西戎主要有冀、邽和绵诸戎，该墓地出土的袋形铲足鬲、夹砂单耳罐等是和西戎有关的遗物。从墓葬形制、文物器形及精美程度分析，马家塬墓地等级较高，应当是秦人统治下的某支西戎首领和贵族的墓地。
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因素是多元的，这可以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出土遗物造型特征、题材纹样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反映出来。除自身的西戎文化因素外，还包含有秦和中原地区的文化，楚文化，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欧亚草原地带中、西部的斯基泰、塞克、巴泽雷克等文化，及甘肃地区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五、学术价值
马家塬墓地以独特的墓葬形制、装饰华丽的车辆、复杂的人体装饰和服饰以及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闻名于世。该墓地的考古发掘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文化的面貌，是研究这一时期西戎文化、秦戎关系、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车辆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古代工艺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墓地出土车辆形制多样，以金、银、铜、贴金银铁、锡饰件及肉红石髓、汉紫、汉蓝、铅白珠装饰的车辆豪华精美；车辆主体所采用的木材主要为榆木、柳木和榄仁；金饰品的成分为金银铜合金；银饰品中含有少量金和铜；铜饰品为锡青铜，多使用镀锡工艺；少数铁器由生铁铸造而成，多数铁器为锻造制品，有铸铁脱碳钢和块炼渗碳钢两种材质。马家塬墓地出土车辆的工艺技术、装饰程度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极致，是研究古代车辆的重要实物资料。
金银器在出土文物中所占比例较大，采用的制作工艺复杂多样、器类丰富、奢华精美。金属器质地有金、银、铜、铁、锡、铅等，是研究当时金属制作工艺的宝库。
墓地出土的玻璃和玻璃态制品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随葬品，其种类比较丰富，使用范围广泛，是研究玻璃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谢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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