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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铭文和石鼓文都是韵文，为《诗经》之外的诗，是秦人精神、风骨的“雅”和“颂”。前器为吉金，后物为寿石，二者铭文赓续衍进，异代辉映，是典型的秦系文字，与秦人精神一脉相承。笔者不揣简陋，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稽考审视，两相比较，可牵涉出秦人社会发展等许多颇有价值的原生精神，借此彰往察来，于当今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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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题跋说起
秦公簋（图１）于辛亥革命后自秦州（今甘肃天水）流向兰州，先后辗转至天津和北京，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水近代学者冯国瑞先生在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自序中记载：
据冯国瑞先生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自序》可知，王国维考释此器当在年8月。纵览之，此题跋于秦公簋考之甚详，故多着笔墨，且新知时现，涵盖信息量极为广大，几乎每句皆可成文述之，此处只撷与本文有关的几处：
（一）秦公簋与虢季子白盘（图３）、石鼓文（图４）三者书风近似。
（二）秦公簋与盄龢钟为一时所铸；铭辞分刻，为簋中所仅见。
（三）秦汉间此簋仍为用器，且器盖各有新凿字一行。
（四）此簋出于秦州，为秦公徙雍后“奉西垂陵庙”之器。
02
冯国瑞与秦公簋
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中，收有郭沫若《秦公簋韵读》一文，他将盄龢钟铭文与秦公簋铭文比录释韵，是把两器当同时器物来互证的。郭沫若认为，簋、钟为一时所铸，且断为景公无疑。其说最为服人：
由此可见，冯国瑞也是依钟、簋的时代风格，铭文特点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秦公的。这位秦公，当为景公较为可信。
总之，冯国瑞与以上诸家，就秦公簋的断代问题，年代虽则相差百年之内，但总体来说，把秦公簋定为春秋晚期之器，应该是诸家学者之共识。
04
秦公簋并非孤立的文化表征
天水作为秦人奋发崛起之地，这一带出土的其他秦器早在北宋就闻名于世。进一步来看，秦公簋出土于天水，绝非孤立的史学现象。诸如前面提到的盄龢钟，欧阳修《集古录》中就有记载（出土于今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朝那湫，宋属秦凤路，器佚而铭存）。宋徽宗崇宁元年（），秦州甘谷民耕得之一秦器，曰熊足盘，《续考古图》有载。而颇为有名的“不其簋”（图７），辛亥革命后出土于天水，器主为秦庄公，即襄公的父亲。庄公居西垂，并葬于其地，时在西周晚期（约前年左右），簋有铭文约多字，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曾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冯国瑞先生，心怀家国，情系桑梓，生平对天水秦器的鉴藏研究不遗余力，其著作《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中就收有《秦车輨图说》一文，他说：
三十三年秋（），天水南乡暴雨后，出土古车数辆，器饰零碎颇多，且有髹漆轼轮之属，初未毁散，即怂恿珍弟（冯国珍，冯国瑞二弟）亲往探购，仅获铜輨三事。
冯国瑞先生全力购得三件铜輨后，视若珍宝，旋即量身制图，并进行研究。冯先生认为此
三器非一车之器，其中“无花纹而有键，键首作虎头形，证以秦公簋器座之回环虎头纹及他器之虎形，秦当以虎形图腾者，当别为文详之”。总之，冯国瑞先生作为王国维、梁启超诸大师的学生，对乡邦秦器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探赜研究。年，冯国瑞先生含冤去世，可惜未及见天水如此众多的秦人遗物，尤其，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发掘未能亲往考证，于此间诸多秦器的研究留下了无尽遗憾。
20世纪90年代初期，礼县大堡子山遗址遭到盗墓者疯狂盗掘，其中有一对秦公壶流失至美国纽约，有两行六字铭文：“秦公作铸樽壶。”李学勤先生曾见之，并考证为秦庄公之物，认为约在周厉王晚期到周宣王初年之物，稍晚于不其簋。李学勤先生对秦公陵园的介绍很有代表性，其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指出：
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与天水出土的不其簋都是同一时期的铜器，而“虢季子白盘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风格上开后来秦人文字的端绪。”［11］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秦系文字的发展脉络是：虢季子白盘—太公庙秦器—天水所出秦公簋—石鼓文—诅楚文（图８）。［12］
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甲骨文、铜器铭文已出现了职业化的刻手和写手。甲骨文且不说，就拿铜铭来说吧，李学勤先生在《先秦文字与书法艺术》的一次演讲中提道：“我们看到不同地点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字体，每每很相似，即使今天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由此可以猜想，当时一些比较重要的青铜器有特别的‘书手’来书写。”书手既有风格和技法的传承，也是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铭文风格相似的密码。
的确，就秦公簋铭文而言，与虢季子白盘铭文，从字形到风格上，最为相近。西周末年的社会裂变，反映在文化上，出现一种新生的审美，体现在文字上，则是以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的清刚雅健和方整疏朗。
年7月完稿于佛石斋
［1］［2］［3］冯国瑞编：《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陇南丛书编印社年印行。
［4］［15］［16］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第页。
［5］［7］［8］［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第页、第—页。
［6］［1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年版，第59页，第52页。
［11］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年版，第44页。
［12］李朝远：《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见《考古与文物》年第5期。
［13］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5页、第8页。
［1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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